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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纪事·批斗

来源: 作者: 陈小剑 日期:2013/12/25 14:18:55 人气:10474 录入:
 摘要 
童年的时候,遇到开批判会、斗争会,那是常有之事。记忆中印象较深的批斗,有三次。

童年纪事·批斗 / 陈小剑

 

童年的时候,遇到开批判会、斗争会,那是常有之事。记忆中印象较深的批斗,有三次。
 (一)
那时候的所谓“黑五类”,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属于“严打”对象。每个村都要有一两个这样的靶子,好配合政治需要和革命行动。
我们那个村,时称“大队”,地方偏僻,人不多,这类对象确实极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批判会却又老开不成。
这还了得?公社新来的书记决定亲自来此开刀,将新官上任的头把火点燃。
批斗会一般都在晚上进行。布置一个台子,插上松明子点燃,就是批斗会现场了。公社领导台上坐,社员群众台下站。台子前面是批斗对象,挂着一块大牌子,躬着腰,低着头,低眉顺眼接受群众的教育和斗争。台子的边缘还站着一个人,一般是村里的民兵营(连)长,那是振臂高呼、引导社员喊口号的人物,一场批斗会全靠这个人造势,不可或缺。一般的口号有:“某某某与人民为敌,遗臭万年!”“将某某某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某某某如何如何,不得人心!”等等,不一而足。字字朗朗上口,句句音韵齐全,配以振臂而呼,气势颇为雄壮。我有好多语言,就是从那里学来,印象尤深,至今未敢稍忘。
公社距离我们村远,新书记就来村上吃晚饭。虽然贵为书记,吃饭也是吃“派饭”,即由村上安排轮流在群众中吃饭,贫下中农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临走还放点粮票,给几毛钱。群众对干部来吃饭非常欢迎。一是面子有光,说明自家根正苗红;二是借此可补贴家用。别小看了几毛钱,几两粮票,在乡下是能作大用的。连续多年,我的压岁钱都只有两分钱,还宝贝得不得了。三是干部来家里吃了饭,就是一种肯定和保护,那就不能轻易拿出去批判斗争了。
新书记来我家吃“派饭”,并非村里安排,是他自己点的将。我父亲在城里工作,经常为公社和大队搞点化肥农药指标回来,造福桑梓。在别人眼里,你家有能耐,自然受人敬重。新书记想到的却是,他是干部,我们是干部家属,算来比较对等,这饭也吃得放心。不然,站错队、坐错凳,都是吓死人的路线错误。书记新来乍到,自然得小心翼翼,注意影响。
这餐晚饭平常得紧,只是加了点自酿的米酒。新书记吃得倒是心满意足,说了不少的客气话,然后就高高兴兴带我们去参加批判会。
到了批判会场,母亲带我们坐在前排。新书记上了台,几句开场白一过,即高呼“带人犯”。不想这时候冷了场,平时神定气足的民兵连长也没了声音。新书记不由大怒,招手让民兵连长过去,附耳细问根由。民兵连长也不多说,伸手就往我母亲一指:
“她就是那个‘黑五类’分子!”
新书记傻眼了。他万万没想到,“黑五类分子”竟是我的母亲。我父亲祖宗三代苗红根正,这个他是知道的。我外祖父却是一个“反革命”,解放初期被镇压了。母亲本有工作,因受连累下放回家,成了“黑五类”。乡下人质朴,感到我母亲没了工作,已经很受委屈了,加上母亲平时为人极好,因此都不愿跟她为难。这次新书记“派饭”,也就没人提起这档子事,把个新书记弄得咽不下这口气,却又做不得那句声。
好在领导毕竟有水平。新书记在台上将天下的“黑五类”骂了个天昏地暗,警告一切坏分子不可蠢蠢欲动,就大谈国际国内形势。批一个人是批,批众多的“黑五类”更是批,也就没有必要将我母亲这位“黑五类”代表请上台去了。民兵连长这时也有了精神,不时引导大家呼喊“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连呼“万岁!”,圆满收场。
书记回去之后,拍了桌子。不过不是对那些没有把实情告诉他的人,而是对那些鼓动他来开批判会的人:
“谁愿意批谁去批,只要你们也能搞到化肥农药指标就行。”
 (二)
批斗会有点突如其来。
村里有个年轻人,平时很积极,干活有劲,斗人有功,听毛主席的话,做共产党的人。为将对毛主席的忠心表达到极致,他曾天热出集体工的时候,将汗衫脱了,光着膀子,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自己的乳头上,成了全公社的典型,多次受到表扬,很是风光了一阵。
但就是这个人,不知道怎么昏了头。那次搞开荒育林,全大队的男女劳动力都聚在一座荒山上开垦。连续多天,荒山快开垦完了,都没发生故事,大家嘻嘻哈哈的。有人在干活的时候突然叫了句:“主席。”他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鬼使神差地应了一声:
“唉!”
就这一个字,可就坏了事。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叫“主席”,你能答应吗?这是大不敬,是阶段斗争新动向。也许别人对这小伙子平时的积极又嫉妒又厌恶,这回抓住把柄了,当即就有人报告带队搞劳动的公社领导。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大伙儿活也不干了,赶紧到荒山上扎一个批斗台。搞批斗是家常便饭,领导们也不用秘书写稿子,肚子里一套一套的,轻车熟路。社员们也见怪不怪,参加批斗会只要能吼几嗓子就行了,该呼口号的时候自然有人领着呼,乐得不要做事。于是,热闹的劳动场面便转化成更为热闹的批斗场景。
随后,这个小伙子还作为典型,到各村巡回批斗了一回。他的一个弟弟,天天追着他跑,在批斗的间隙,为他端茶送饭。巡回批斗了约有半个月光景。乡亲们看到他积极的时候有点厌恶,看到他倒了霉又生发出同情,再加上他弟弟很义道,因此,也就没太过分,热闹了一阵,就放出来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了。
(三)
这次的批斗,至今想来仍令我心酸。
那时节已近“文革”尾声,快到大地回春的时候了。但,严寒毕竟没有过去。
那一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在一间大厅屋里玩乒乓球。球拍是大人们自制的,拿一小块木材削出来。虽然简单粗糙,于我们可是宝贝。没有球台,就取下一块门板,搁在两条板凳上,就地取材,方便之至。中间放上一根树枝,算是球网了。几个小伙伴你来我往,争斗相当激烈。
两个民兵带着一个人过来了。是个女的,还是位老太婆。她双手反剪被绑,脖子上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了字,还打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坐在厅屋的一角。听大人们说,这是个地主婆,亡我之心不死,当了台湾特务,头发里面藏了个发报机,借乞讨为名,到处收集情报。
对于特务,我们向来又怕又恨。这回看到她已经被专政起来了,不可能再显威风;又瞧见她虽面容憔悴,却还是一脸慈祥。畏惧之心大减。当然,招惹她还是不敢的。我们顾自玩着乒乓球,不去理会她。
老太婆也不多事,无聊地看着我们打球。我们不小心将球打到她挂的牌子上,她竟然还能笑将出来。那神情完全是长者看着顽皮的儿孙的神态。球打到了她的附近,我们不敢去捡,她也照样笑笑,用脚将球拨出来。
批斗会是怎样开的,我已经无印象了。批判会一般都是大同小异。我只是记得她的那几次笑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她的那几次笑容的可贵、可怜、可悲和无奈。
后来我问了母亲,发报机是不是可以藏在头发里面。母亲叹了口气:
“哪有什么发报机哟?人家造孽呢!”
就此无言。

 (责任编辑:蒋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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