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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清红参加“中国当代诗歌与拉丁美洲文学之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来源: 作者: 日期:2016/1/18 10:23:28 人气:2420 录入:
 摘要 
谭清红参加“中国当代诗歌与拉丁美洲文学之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马丘比丘之外——中国诗歌代表团拉美诗选》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2016年1月5日下午,“中国当代诗歌与拉丁美洲文学之关系”国际学术研讨

谭清红参加“中国当代诗歌与拉丁美洲文学之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马丘比丘之外——中国诗歌代表团拉美诗选》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201615下午,“中国当代诗歌与拉丁美洲文学之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马丘比丘之外——中国诗歌代表团拉美诗选》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作家网联合主办。湘潭作家网主编、湘潭女作协主席谭清红作为作者参加了会议。

    自从195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文学,尤其是超现实主义诗歌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极为巨大。关于拉丁美洲文学,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影响,文学批评界和学术界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但是,关于拉丁美洲文学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还很少有人做专门的研究。

    事实上,拉丁美洲文学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也是无比深远,作为影响主体的翘楚人物有巴勃罗·聂鲁达、加夫列尔·米斯特拉尔、尼古拉斯·纪廉、奥克塔维奥·帕斯和路易斯·博尔赫斯等,被滋养的中国诗人有艾青、吉狄马加、西川、骆英和北塔等。其中,北塔曾两度率中国诗歌代表团访问拉美。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诗人实地涉足拉美的,大概有将近20位,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写下了关于拉美的诗篇。

《马丘比丘之外》(北塔 主编,吉狄马加、冰峰、王桂林等著)是中国诗人写的第一部关于拉美题材的诗歌合集(很多年之后,也许才会有第二部。)本书于201510月由漓江出版社正式出版后,旋即在201511月初,在台湾第35届世界诗人期间,当着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包括拉丁美洲)的诗人,由主编北塔携书中作者黄亚洲、梅尔、倮倮、阿诺阿布和冷先桥等,进行了海内外首次新书发布活动。

研讨会由北塔策划并主持。本书一共有14位作者,其中一半人即阿诺阿布、北塔、冰峰、谭清红、王桂林、野宾、赵剑华从全国各地赶来北京参加了会议。

出席的特邀嘉宾有:赵振江(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张陵(著名出版家、文学评论家,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安琪(著名诗人,作家网总编室主任)、庞俭克(著名出版家,漓江出版社前副总编辑兼北京出版中心前主任、本书责任编辑)、韩晓东(《中华读书报》资深编辑)、陈思思(中国诗歌网编辑记者)等。

 

 

还有来自拉丁美洲的诗歌代表Liz(李姿)女士、Abel Ginarte(阿贝尔)先生和Yasef Ananda(亚瑟夫)先生等。

 

 

这是一次小型、纯粹而专业的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中国-拉丁美洲的诗歌界和学术界代表利用《马丘比丘之外》出版之契机,认真充分地梳理拉丁美洲文学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状况。大家一致认为:本次研讨会具有开创性和历史性意义,为2016-拉文化交流年拉开了序幕。《马丘比丘之外》是一部相当精美、大气的书,所选诗歌作品代表了每位诗人的最高水平,是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的一项重要成果,在中-拉诗歌交流史上留下了一份不可磨灭的档案。几位拉美代表都希望,本书或者其中部分作品能翻译成西班牙文,并且通过西文媒体传播出去,尤其是传播到广大的拉美地区,因为在拉美,大家都想了解当代中国诗人的作品,但却读不到,而在中国,人们很容易就能读到拉美的文学作品。大家要积极努力改善这种文学交流的不平衡现象,也希望有更多中国诗人踏足拉美、书写拉美。

    5号晚上,与会诗人们还前往作家网演播室,举行了专题朗诵会。

中国诗歌代表团在马丘比丘行宫废墟上合影

部分作者在台湾第35届世界诗人期间发布会现场

 

 

 

 

 

 

内容提要

 

马丘比丘作为秘鲁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也是本次诗歌代表团之行的重要行程之一。聂鲁达为之留下诗作《马丘比丘之巅》。

这是中国诗人写的第一部关于拉美题材的诗集,很多年之后,也许才会有第二部。


本诗集分为内外编,内编收入阿诺阿布、北塔、冰峰、梅尔、 倮倮、陈亚美、黄亚洲、 冷先桥、谭清红、王桂林、王克难、赵剑华12位与会诗人的诗作100多首,外编收入吉狄马加、野宾、李魁贤和丘树宏等中国诗人有关拉美的诗作。立足中国文化,参悟拉美文化,风格多样化,是本诗集的鲜明特色。



 

附录世界诗歌大会报道若干篇。

 

目录


弁言:诗人去拉美而无诗,怎堪称诗人?北塔/ 001 

内篇 
一个人的库斯科……阿诺阿布/ 003 
“今天我死得这么少 ……北塔/ 009 
看不清的秘鲁……冰峰/ 028 
南半球的春天……陈亚美/ 037 
我多么喜欢在拉美歌唱……黄亚洲/ 046 
今夜,库斯科山城梵音袅袅……冷先桥/ 064 
半径……倮倮/ 073 
苍凉的相遇——马丘比丘……梅尔/ 086 
马丘比丘的传说……谭清红/ 097 
南美诗章:蓝色蜥蜴……王桂林/ 106 
秃鹰之歌……王克难/ 116 
南美诗抄……赵剑华/ 118 

外篇 
致印第安人……吉狄马加/ 135 
带着母语远行……野宾/ 144 
火地岛国家森林公园……丘树宏/ 148 
智利柳树……李魁贤/ 150 
阿兹特克神庙遗址——墨西哥组诗之……北塔/ 152 
玛雅文化遗址——尼加拉瓜组诗之……北塔/ 154 

附录1:第34届世界诗人大会在南美文明古国秘鲁隆重举办156 
附录2:第28届世界诗人大会在北美文明古国墨西哥隆重举行161 
附录3:第11届格拉纳达国际诗歌节在中美洲诗国惬意举行163 

 

 

 

 

 

 

马丘比丘之外

弁言:诗人去拉美而无诗,怎堪称诗人?

 

北塔

 

一、为何2014年我们中国诗歌代表团的世界诗人大会之行丰收得史无前例?

    余率中国诗歌代表团出席世界诗人大会并出访世界诸国,已近十载。每次团友们都会有采风诗作,或多或少,或好或孬。然而,数量和质量达到了要编一部专集,而且正式付梓的,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采风写作,欲成佳构,实难也。作为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副秘书长,我曾参与过数十次国内各地的采风活动。据我观察,真正擅长此道的诗人不多,相反,有些人只是穷于应付。有些诗人平常写得相当漂亮,但采风作品缩手缩脚、乏善可陈。

    那么,为何我们中国诗歌代表团的秘鲁第34届世界诗人大会之行丰收得史无前例?

    首先,现代诗歌不是单一文化语境的产物,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乃至冲突的产物,两种文化之间差异越大,冲突越烈,诗的长势就越茁壮。拉美文化是欧洲拉丁文化在美洲的分蘖,属于西方文化之大范畴。无论是在世界观还是人生观还是生活方式、工作理念上,拉美人都跟中国人有相当大的差异。诗歌就在两种文化相互挤压的缝隙里夺路而出。

其次,俄罗斯形式主义诗学理论认为,诗是陌生化的产物。他们着重的是语言的陌生化,即通过修辞手段,使得一个文本的语言形态与日常语言拉开距离,距离越大,陌生化效果越强,美学张力也就越大。拉美,尤其是秘鲁,属于离中国最远的国度之列,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去,去之前,对那里的情况知之甚少。我本人虽然之前已游历了许多国家,但对秘鲁的首都利马都几乎闻所未闻,更不要说其它城乡了。到了当地,满眼都是陌生的人、事、物,无不是诗歌的催化剂。尤其是印第安文化的各种传说,陌生得近乎神秘,更是诗歌的沃野。

太疏和太熟恐怕一样,也会失去美感。拉美的文化样态还不至于让我们中国人感觉到陌生得摸不着门,因为它的源头是印第安文明,而印第安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商朝文明(有学者用音训法考证说,“印” 者“殷”也,即商朝之都也,印第安文明乃商朝文明之流裔)。有人认为,商朝是彝族先人即古夷族人建立的,进而推断,美洲印第安文明和上古彝族文明同源! 这些虽然都是有待于进一步考证的假说,但我们中有些人是乐于相信的。因为印第安人不仅跟我们中国人长相酷似,而且发音规则、历法理论等语言文化因素都有相似相通之处,他们对火和太阳的崇拜,与彝族信仰如出一辙。所以,本团中的彝族诗人阿诺阿布是去走近亲的,而我们这些汉族诗人则有远亲之感。他乡遇故知,两眼泪汪汪。在3万公里之外,见到亲人,情何以堪?这份亲情一上心头,诗歌的种子便如雨后春笋一般,噼里啪啦,争先恐后得冒将出来。 

再次,是本团顾问黄亚洲先生带了个好头,他才思敏捷,老当益壮(身体和思维比一些中年人还好),他是真正的行吟诗人,手里时刻拿着纸笔,像战士手里拿着枪一样,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而且,更可贵的是,他喜欢写出来就让别人看。我的习惯是:刚刚出炉的鲜货,要先放一放,甚至藏一阵,因为我总觉得初稿不成熟,需要让自己的头脑在冷却一阵子之后,修改完善,然后再示人。他把冒着热气的语言佳肴盛给诗友们分享,诗友们在品尝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不免羡慕嫉妒,甚至恨,不是恨他的敏,而是恨自己的钝,于是发愤直追,一路上也不停地记录下自己鲜活的感受。我一再感慨,榜样的力量真是大,于诗歌创作也不例外。

另外,秘鲁是文明古国,是世界文化遗产密度最高的国度,相当多名胜都凝聚着浓浓的诗意。秘鲁的文学也相当发达,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享誉世界文坛达半个世纪之后,于2010年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是秘鲁最重要的诗人,也是拉美现代诗最伟大的先驱之一。

还有一点也许不能不提。我们在南美期间,由于时差、高原、饮食习惯、游子心态等因素,深深尝到了失眠、缺氧、反胃、思乡等滋味,而这些滋味都富于诗歌的养分。

 

二、南美还是拉美?

踏上万里征程之前,我们的游客身份可能还是要略胜于诗人身份;所以,我们一直说是去南美。

但是,到了那里之后,我觉得南美之说,至少让我本人觉得有点不舒适。

印第安文明,在美国和加拿大已经被戕害得所剩无几了。从墨西哥往南,一直到南美洲南端,虽然也被殖民者蹂躏得不成样子,但还是有许多遗存。印第安文明分为三大部分。墨西哥中北部(以墨西哥城为中心)的,叫阿兹特克文明;从墨西哥南部一直往南包括整个中美洲地区的(以墨西哥南部尤卡坦半岛为中心),叫玛雅文明;而整个南美洲的(以秘鲁的库斯科为中心),叫印加文明。虽然墨西哥属于北美,秘鲁属于南美,但两者何其相似乃尔。比如,都有金字塔遗迹,这些金字塔都是用来祭拜月亮或太阳,都有活人祭习俗。从古代而言,印第安文明是一体的。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近现代的拉丁美洲文明。

16世纪初开始,葡萄牙人殖民了巴西,西班牙人则殖民了巴西之外的大部分印第安领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等都是所谓的拉丁人,其实就是操拉丁语的民族。由于以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为代表的拉丁人占领了墨西哥以南的整个美洲,所以,这部分地域被称为拉丁美洲。现在,这些地方的所有人都操着拉丁语系中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南美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旅游概念。其内涵无法跟拉美相比。拉美不仅在地理范围上大于南美,更加重要的是,它是语言的、文化的也是政治的概念,比如“拉共体”。

首先,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更加熟悉的是拉美,而不是南美。以前我们经常说“亚非拉”,“拉”就是拉丁美洲。现在,我们说,中、拉合作,而不说中、南美合作。拉美虽然范围比南美更广,但整体感反而显得更强。

其次,在文学上,更是如此。从1980年代以来,“拉美文学”,后面加上“爆炸”或“魔幻现实主义”,是多么让中国文化界震荡不已的称呼和现象。相比较而言,我们很少说“南美文学”。即便有时说起,实际指的往往也是拉美文学。肇始于1950年代的魔幻现实主义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变革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以前,我们总想着它对中国小说家的巨大影响。其实,它对诗人们的影响也无以复加。

在我本人的阅读谱系中,拉美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大学四年里,我在厕所里、教室里、宿舍里、图书馆里,读过不知多少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我的想象方式和语言方式甚至感知方式,极大受惠于此。 

拉美现代文学不仅在小说上成就卓著,在诗歌上,也群星璀璨,巨匠频出。在汉语中的总体性译本至少有以下三种:《拉丁美洲诗选》(赵振江选译)、《拉丁美洲现代诗选》(台湾诗人陈黎、张芬龄选译)和《拉丁美洲散文诗选》(陈实选译)。然而,从未曾有过《南美诗选》,因为南美从来不是一个文学范畴。

就拉美现代主义诗歌而言,尼加拉瓜的卢本·达里奥肇其端,秘鲁的塞萨尔·巴列霍开其脉,智利的米斯特拉尔继其绪。魔幻现实主义的前身是超现实主义。从1930年代开始,发生于法国的超现实主义就已经通过西班牙游荡到了拉美,并且发扬光大了。智利的聂鲁达总其成。后来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和墨西哥的帕斯别展其翼,阿根廷的胡安·赫尔曼和墨西哥的帕切科则又有新变。

我上中学时就读了米斯特拉尔的缠绵悱恻的情诗,上大学时就买了聂鲁达厚重磅礴的《诗歌总集》。上述诗人(不限于他们)的作品我全都读过。我不懂西班牙文;但是,拉美的诗歌,尽管有的汉译味同嚼蜡,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嚼,因为我知道,那是蜡,点得着火。有时我也会去找他们的诗的英译本来读,甚至还从英文转译过他们的作品,比如帕切科的。

此次回国后,我越加觉得,只有用拉美才能涵盖我们此次收获的意义。在我所策划并任学术顾问的京港地铁四号诗歌坊项目中,在我所任外国诗歌栏目主持人的《国酒诗刊》上,我分别推出了拉美诗歌专辑。2015110日下午,在北京字里行间书吧德胜门店,与到场读者分享中国诗歌代表团首次南美之行和参加第34届世界诗人大会的经历时,我正式提出,我其实更喜欢用拉美一词来替代南美。于是,本书也就由南美诗选改为拉美诗选。

本团的其他诗人,哪怕不像我这样从青少年时代就像向往印第安文明一样地迷恋拉美文学,但他们至少在去了秘鲁之后,也感受到了拉美诗歌的纷繁复杂与深入人心,尤其是对巴列霍和聂鲁达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为何向巴列霍和聂鲁达致敬?

巴列霍之于秘鲁,不亚于鲁迅之于中国。

34届世界诗人大会主办方在发给我们的会议通知里,就赫然写着“向巴列霍致敬”的字句,他们还专门安排了两个小时,请巴列霍研究专家,在巴列霍就读过的国立特鲁希略大学,向与会诗人述评巴列霍之生平与作品。可惜,主讲者用的是西班牙语,而且没有英文翻译,许多人听了一会儿就离场了。他们还在这巴列霍的母校安排了一场重要的读诗会,中国团的大部分诗人在那里登台读了自己的诗作。我们还有一些诗人在特鲁希略市区内的巴列霍公园读了诗。我还注意到,在秘鲁首都利马,还有巴列霍学院。

巴列霍是最擅长表现痛苦的诗人,聂鲁达也是;但两人情况不同,巴列霍是在一个狭窄的过道里表现痛苦,他的痛苦话语只有刀刃没有刀背,锋利但力度不够;聂鲁达是在广阔的旷野里表达痛苦,他的痛苦话语来自“矿山”(艾青的说法),既有刀刃又有刀背,既能杀鸡又能宰牛。

在秘鲁向智利诗人聂鲁达致敬,是我的主意。秘鲁和智利是邻国,但并非睦邻。那么,我们何以要在秘鲁向智利诗人聂鲁达致敬?聂鲁达19431022日骑马参观了古印加帝国行宫的废墟马丘比丘,两年后创作了诗《马丘比丘之巅》。这是他一生的旷世杰作之一。全诗十二章,正如与马丘·(Macchu Picchu)的十二个字母、乃至一天的十二小时和一年的十二月吻合。

在本次出访临行前2个月左右,我就把这首长诗发给所有团友,要求大家诵读10遍,并通知大家,我们要在马丘比丘的废墟上轮诵此诗,12名诗人,正好每人读一章。那首诗很长,我估计没有人真地会读10遍。其实,我也是强烈表达了我对它的击赏而已。在长达30多小时的飞行过程中,我又把打印件分发给大家,让诸位准备。在从古都库斯科前往马丘比丘的观光火车上,大家都在传阅它,有人还高声读了起来。马丘比丘总共由 216座建筑物组成,其中有一座是山鹰庙。地上有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是鹰头;后面两块耸立的大石头,是展开的鹰翅。生气完备,动感十足。山鹰是印第安人的图腾,秘鲁名歌《山鹰之歌》享誉全球,我从中学听到现在,百听不厌。就在山鹰庙前,我领衔读了《马丘比丘之巅》。它像一篇长而不冗的咒语,我们还没全部读完,雨就稀里哗啦下开了。不久前,还阳光普照呢!《马丘比丘之巅》和马丘比丘一样,充满灵异之气、鬼魅之效。

 

四、书名之争:从巴列霍到聂鲁达

早在秘鲁时,我们大家的诗作就已经盈了;当时,在全团会上,我们就决定要出这样一部具有非常大的纪念意义的诗集。但是,关于书名,大家意见不一,迟迟定不下来。之前提过的几个,都被否定了。有的是因为表达太平而稍逊,有的是因为用词太猛而过火。比如,我一开始想从巴列霍的名作《爱的盛筵》中取一行“今天我死得这么少!”来做本书的题目。这行诗其实具有非常丰富的辩证意味。“死得这么少”的另一个表述是“活得这么多”。这是在用“死”说“活”,表面上说的是“死”,其实强调的是“活”。巴列霍一生备尝贫穷、失意、流亡等苦难,死亡的念头可能时时折磨着他的心灵。对他来说,少死就意味着多活,活一天就赚一天。这首诗的主题是“爱”,所以他探讨的是“爱”与“死”这两大诗歌永恒主题之间的关系。他坚信,爱能战胜死,在爱的盛筵上,死的威胁少到了极致。有了爱,他才感到生活的美好。他这是在说反语,是在用死亡话语,反衬爱的力量和奇效。死亡话语,在拉美人的话语体系中,是非常日常的。但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继承了孔夫子的现世中心主义思想,“未知生,焉知死?”死亡话题是禁忌、晦气,“死”这个字本身就太扎眼,让一般人受不了。我也只好照顾某些诗人的情绪和观念,妥协着放弃了把巴列霍的名句作为书名。但我坚持把它作为我的秘鲁大组诗的总题。

名正方能言顺。“一名之立,旬月踌躇”。这是严复在感叹译事之难时说的名句。在我放弃自己的“提”“名”之后,大家又拿不出别的合适的众所认可的题目来。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陷入了“命名”的苦恼。

后来,负责具体编选工作的王桂林先生发现,我们团几乎所有诗人都写了关于马丘比丘的诗。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马丘比丘既是我们此次拉美之行的高潮景点,又是文化艺术的高地。尤其是有聂鲁达的杰作《马丘比丘之巅》在导引、作证和支撑,我们何不从这个名称上找找命名的灵感?再后来,他直接提议用我的写马丘比丘的组诗的题目——“马丘比丘之外”,作为书名,得到了多数团友的同意。

我之所以取用这个名字,当然是深有用意的。本来,我不想自作解人。但现在它已被升格为书名,我倒是想交代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我们万里迢迢,前去朝拜马丘比丘,在那里停留了23个小时。我们算是进入过马丘比丘的人。但终究我们是在它的外面。

以马丘比丘为表征的印第安文化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充满了神秘和秘密。我们这些习惯了用文字来理解文化的所谓文明人,就凭着我们的目光与这些石头交接,就凭着导游的三言两语解说,就凭着聂鲁达充满了主观情志和想象的诗句,我们能说自己真正进入了马丘比丘?或许,我们还是像卡夫卡笔下的土地丈量员一样,始终是在城堡的外面转悠。

黄亚洲、梅尔和我写了关于马丘比丘的组诗,而且是有意模仿了聂鲁达,都内含12首。他俩的都一气呵成,浑然一体,首与首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我的每一首都可以单独拿出来看,而且还有标题,是可分可合的一组。当然,合是更重要的。我称之为有机组诗,就是因为各部分互相关联协调而不可分,就像一个生物体那样。经过调整之后,整组诗的内在脉络是比较清晰的,既应和了我们当时的行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与马丘比丘的布局保持着一致。我诵读《马丘比丘之巅》,已超过10遍。我的这组受到了聂诗的影响,对此我毫不避讳。不过,我并没有让自己的心思和笔触始终停留在聂诗的阴影里。作为写作资源,马丘比丘并没有到聂鲁达为止,也就是说,并没有被聂鲁达所穷尽。我的最后一首的题目是:《聂鲁达之后》,就是探讨聂鲁达之后,马丘比丘作为诗歌矿藏被探察并开采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在于每个诗人自己的在内个性和文化背景。也就是说,最终我的向度在《马丘比丘之巅》之外。

其实,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应该是诗歌思维的常态。马丘比丘之于中国诗人,入何其难!《马丘比丘之巅》魅力无穷,出何其不易!文字是出入世界的通行证,也是绊脚石。好在我们这些践行的人,并没有信奉拜文教!

 

五、诗人去拉美而无诗,怎能称诗人?

这次拉美之行的采风写作,团友们不仅勤奋,而且很努力,很严肃。看得出来,大家不仅在数量上竞赛,也在质量上竞争!尽管本书中的有些作品,尤其是当时写下的文字,不免浮光掠影、皮相粗率,但大家都拿出了今年(2014)乃至近年最好的才情和才智,当然,每个人都基本上保持了自己一贯的风格。

我曾经用“巧”字概括黄亚洲先生的整体诗歌风格。这个字更多地着落于具体的语言状态,其思维前提是“灵”。“灵”者“敏”也。孔夫子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他是“讷于言而敏于文”。他口头上不是巧舌如簧,但笔头上却是生龙活虎。他说聂鲁达的《马丘比丘之巅》写得“活蹦乱跳”,他自己的何尝不是如此?他有举重的本领,擅长驾驭大题材;在中国诗坛,从来不缺乏热衷于宏大叙事的人,但黄亚洲的才华显然高于他们,他能举重若轻。印加帝国毁于一旦,马丘比丘沦为废墟,这是多么沉重的主题;但他写得行云流水,

以最轻盈的步子,从一朵云

走向另一朵云,然后

消失,如同风卷走尾巴

他还能举小若大。一些细小的题材如同吉普赛人手掌中的水晶球一般,他同样能玩得转。他敢于把虚词、副词、介词、连接词等小词放在句尾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敢于让句子在任何时候分行,似乎是不经意间完成的,但让读者说不出断句的问题。拟人、比喻、对比、夸张等各种修辞手法,他用得活灵活现。他是在修辞上有大才能的人,但沉稳的性格和老练的阅历,又使得他不像年轻人那样滥用这种才华,乱玩语言的万花筒,搞得读者眼花缭乱,他还是相当克制,疏、密之间有着某种平衡。不过,这种修辞上的成功同时蕴含着不足。有时,他有辞大于意的倾向,以至于不够简练、蕴藉,文本尚有凝缩的空间。

如果说黄亚洲以才智取胜,那么梅尔以才情见长。梅尔好强,但不是女汉子,而是大气,讲情义。她像梁启超一样,笔底常带感情,文字的确有相当大的感染力。无论是跟人交往,还是与事物交流,她都投入真情,能很快就拉近与对方的距离,把“我与他”的关系娴熟地转换为“我与你”的关系。她写马丘比丘的组诗的题目是《苍凉的相遇》。“相遇”的情节往往发生在你、我之间,“苍凉”则饱含深情。因此,她会轻易地把自己写进她所叙述的对象:

不知谁踩痛了我的胸口
我坐在你的宝座上
读着一个亡国的故事

梅尔是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她的生活和事业已经不再基层,但她的心还在。这是她的可贵之处。张载《西铭》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梅尔一直保持着民胞物与的情怀和胸怀。正是因此,她依然能写痛苦,当然,更多的是人类的痛苦,物种的痛苦。她和我一样,都自认是北岛的传人。我作为男性,似乎自然而然;她是娇小的女性,有时确实让人觉得难能可贵,甚至不可思议。提及西班牙人对印第安古文明的侵略和毁灭,她爱憎分明,义愤填膺。不过呢,她的诗风,在硬朗沉郁的同时,也还是有温柔馨香。

桂林跟我一样,倒时差的能力极差。拉美与中国正好黑白颠倒,据说,他在那里每晚只睡两、三个小时。记得在库斯科时,黄亚洲开玩笑说,缺氧的脑袋更适合写诗;那么,失眠的时候更更适合写诗。桂林的这些诗,很多是在失眠的时候写的,或者得到灵感,或者得到胚胎。我本来就有下半夜写作的习惯和主张,桂林多少年来都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恐怕是第一次在后半夜写诗。我曾提出下半夜诗学十大纲领,其中第一条是:“白天关乎人,上半夜关乎鬼,下半夜关乎神。”桂林因为下半夜失眠而写下的诗句,秉有了鬼神之气:

 

一只蓝色蜥蜴

将太平洋甩在

它再生尾巴的左边

蜥蜴似乎各种颜色的都有,但我没有见过蓝色的;一开始我还以为,那是桂林幻觉中的某种蜥蜴,后来,他找来了蓝色蜥蜴的图片,我才相信真有那么一种颜色的;可是,我仍然觉得,桂林笔下的蜥蜴是灵异的幽灵。他在梦与醒之间塑造的意象当然是亦真亦假。

在拉美时,阿布一直穿着彝族粗布长衫,黧黑而略显粗粝的皮肤,长长的卷发,山鹰一般的眼神,不仅备受团友们尤其是女团友们的青睐,也让印第安人感到亲切,相较于我们,他更是他们的同类。阿布的诗有着诡异的神性思维和高傲的王者风范。他可能把安第斯山脉的雪山当成了自己的庙宇,把只属于久远的过去的印加女孩当做他的妃子。不过,在印加帝国的古都,他发现,神失去了人的膜拜,王呢,失去了号令天下的气概。所以,他在秘鲁期间,一再地叹息、失落:

雪在高处裹着与世隔绝的白

就算成水成河 也装不满

一个印加女孩的酒窝

在这个诸神回避的年代

无人吹响库斯科战斗的号角

披着婚纱的武器广场

秀发不再齐腰 王仅仅剩下拔剑的姿式

我还有什么理由在江湖和庙宇之间

逢人就笑 遇酒就歌

 

阿诺阿布和吉狄马加可谓彝族诗歌天空中的双子星座。论对拉美文学的热爱和了解,在中国当代诗人中,没有人能望马加之项背。他曾多次去拉美,访问过多个国家,写过很多关于拉美的诗。他已经在拉美出版过两部西班牙文诗集,已经积攒了一批拉美拥趸者。去过拉美的中国当代诗人,本来就很少,与拉美诗坛关系如此密切,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我们特邀马加加入我们的行列。谢谢他的热心支持。他喜欢用诗与拉美的伟大诗人们进行潜在对话,但我更看重的是他彝族文化的代表,与印第安人促膝而谈。他在向着印第安人发言时,唤醒的还是自己的民族身份意识。早在青年时代,在他还没踏足拉美时,他已经认印第安人为“我亲爱的兄弟”了:

 

因为在东方

因为在中国

那里有一支古老的民族

他们有着像你那样辉煌的过去

…………

 

那里有一个彝族青年

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印第安人

但他却深深地爱着你们

那爱很深沉

 

马加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艾青是他的老师,从这首诗中我们仿佛又听到了艾青那舒缓而深沉的声音,那是艾青唱歌聂鲁达、唱给智利、唱给拉美的歌。

与黄亚洲类似,倮倮也是灵敏而又有捷才的人。他的管理才能也在出访中显露无遗。他第一次参加我们世界诗人大会,整个团中属他最年轻。我委托他担任巴西分团的副团长,实际上是给团友们提供各项服务。他不辱使命,完成得广受赞誉。他敏于观察生活的细节。在大会期间,主办方安排我们中国团下榻的是一家位于特鲁希略市中心一条石板小街上的小旅馆。街道对面是住户,二楼有一家有个中年男子,时不时对着窗户外面,自语喃喃,画脚指手。这个画面我当时也捕捉到了,但是我满脑子都是会务工作,没能把它酝酿成诗。倮倮写出来了,而且概括得很出色:

 

突然,一张脸从一个破烂的窗口冒出

    他的脸抽搐着,口中发出怪异的叫声

 

    明天,我将离开这座小城

    它留给我的最后印象如此偶然、强烈

 

    我喜欢这偶然,它有着迷人的真实

 

“突然”是他风格的标志。他的风格是平实与跌宕并举,他喜欢“脑筋急转弯”,在平铺直叙中突然给你灌注一个“掉头”的念头。比如,他先说,我们整团一起乘火车去马丘比丘,是温暖又浪漫,但马上又说:“我们始终没有谈论内心的黑暗/和即将到来的分别”。我想,他当时是想到了黑暗和分别,只不过别人没有说,他也就没有谈论。

他很善解人意,也很善结人缘。他陆续地给团友写诗,一开始我以为他只是偶一为之。但他给每个人都写了,而且有的还是在回国后补写的,这表明他为人处世的滴水不漏。怪不得他能在社会上那么成功。他把这组诗总题为“半径”,这是指地球的半径,也是心灵的半径,是我们一起走过而又在他心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半径。

把诗歌作为应酬之具,这是中国古代的交际传统。在现代只有极少数人这么做,因为诗歌作为一种社交手段,似乎早已是过去时。现代诗处理的主要是作者与自我的关系,而不是与他人的关系。马加写给拉美诗人的作品,不是作为社交载体,而是尚友千古,或向前辈致敬。倮倮这么做,算是在恢复这一传统,委实不易。不过,他并不是泛泛而写,而是抓住了每个人的某个特点或某个细节性的行为,加以阐发。写我的这首,尤其好,因为他抓住的是我的精神,而且是我精神中表露不多的一面;这或许是因为他在写之前刚刚读了我新出的诗集《滚石有苔》,那是我的心声所在。

陈亚美也很敏感,也善于捕捉日常细节。有些事情当事人在当时都没有意识到,她却颇有感受。比如《在森林小火车上北塔的烦恼》一诗写道:

 

两餐之后

服务员收走餐桌布

更光滑的桌面

让矿泉水瓶无法站立

北塔扶起水瓶

水瓶接着倒下

 

其实,现在想来,我这个动作还是挺有寓意的,影射着我的某种意志或命运。水瓶象征着那些自身“无法站立的人或物”,比如老幼病残,比如那些需要我们的文字去记载并阐释才能表现的真相或真理。对他们/它们,有些人可能视而不见,我偏偏喜欢去扶持;尽管我的能力很局限,我无法让他们/它们真正站立,哪怕我把他们/它们扶起来了,很快或者说最终他们/它们还会倒下。而后呢,我就无能为力了。这是英雄意志和悲剧命运的交会。我必须声明,当时我的这个动作几乎是无意识的,真地没有感觉,更谈不上烦恼。我现在的这些“过度阐释”更端赖于陈亚美的精当记录。

近些年,冰峰先生一直跟我一起率团出访;但他事务繁忙,在我印象中,他写域外题材的作品很少。这次却写得颇多,让我颇感意外。这里面还有一个可能只属于他个人的原因。他是多情多义之人。秘鲁人是一个情感至上的民族,甚至把个人爱情看得比民族感情还重。这一点让他心有戚戚。他在不止一首诗中叹赏秘鲁人的这一人生观。

 

战争,是两个国家的打架
秘鲁的男人
可以为爱情跳崖
却不会为一场战争
无辜地受伤

——《秘鲁的爱情》

这是在说秘鲁的男人要美人不要江山。不过,作为作家网的总编辑,冰峰其实把爱情与社稷看得同样重要。陈亚美写得比较简洁含蓄,哪怕是表达骚怨,也是掩藏着的,欲言又止。冰峰的风格正好相反,或许是因为长期兼顾小说和散文的缘故,他的诗歌语言也比较散放,追求明朗与直白,有时甚至意已尽而言还在续。

一般诗人中年之后,语言的感觉就会钝化。恰恰相反,剑华年轻时的诗歌语言不够新锐,年齿越长,语言的创生能力不退反涨,而且他的情怀也越来越深沉,历史视角以前很少进入他的视野,现在却成了他笔头的常客。然而,他用时间话语超越了历史关怀,在时间的毁灭之下,人,哪怕是万众朝拜的王,也会烟消云散;只有那在时间里保持自我的英雄,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

 

白驹过隙,依然有一匹马

成为自己奔跑的追光

 

所有的崇拜都将成为废墟

 

在异国他乡,冷先桥先生跟我同居一室,一直像大学同学似的。睡前醒后,我时不时看见他躺在床上,在小本子上飞快记录滚烫的诗性文字。让他痛悔不已的是,在回国的飞机上,他居然把几乎写满了的两本诗歌笔记弄丢了。我让他通过回忆,写点儿。一开始,他只是一味沉浸于痛悔,说写不出来了。后来,在我一再催促下,他不仅写了,还写了不少。还是他惯有的风格,热情似火,但并不夸饰;姿态谦卑,毫不矫情。

先桥丢失诗稿,相当于当时没写。清红女士和我呢,确实当时没有任何急就文字。她早在2009年就曾随我去匈牙利参加第29届世界诗人大会,当时,大会结束后,我带着大家走了欧洲7个国家。但她似乎没有写一行诗。可能是因为当时她基本上只是个散文作者,这两年才比较多地用心于诗歌。这次她看见大家写了那么多,写得那么好,她发奋了,绞尽脑汁,花费了好多个日夜,写了相当不错的作品。

我本人之所以当时没写,一是因为我一天接一天、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忙着会务,没有时间动笔;二是因为虽然我那时也有很多灵感、感觉,但我近年来的写作习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轻时,我喜欢灵感一来就动笔,只满足于追逐、记录灵感;中年之后,我会让灵感在门外先等一等,等我把屋子里布置好之后,再让它进来,把它安顿在一个合适的地方,使之与屋子里许多别的物件、摆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包括我的想象、回忆、经验、超验、反思甚至玄思等等。读者看到的是一整个屋子的情思格局,而不仅仅是灵感。

我想我还是不要自说自话吧。在此,请允许我引用桂林在用毛笔抄写完我的马丘比丘组诗之后,情不自禁写下的评语:“这是一首骑士之歌、祭司之歌、石头之歌。在信仰严重缺失的中国,这组诗仿若惊雷炸开,振聋发聩。”

 

六、这是中国诗人写的第一部拉美诗集,很多年之后,也许才会有第二部

 

中国诗人与拉美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1954年7月,为推进世界和平运动,为庆祝智利诗人聂鲁达50诞辰,艾青与萧三、赵毅敏等应智利众议院院长的邀请到智利进行访问,事后,他写下了诗作《在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鲁达》。

后来,尽管亚非拉遍布革命兄弟,尽管拉美是诗歌的富矿;但是,由于总体上的闭关锁国政策,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到上个世纪末,中国诗人几乎没有再踏足拉美。新世纪以来,尽管有中国诗人远征拉美,但还是很少,尤其以诗歌名义去的,更是寥寥。20152月,何拜伦和我本人曾应邀远赴中美洲“诗国”尼加拉瓜,参加“第11届格拉纳达国际诗歌节”。 我写了几首散文诗,这里选用了一首。据我所知,吉狄马加、蔡天新、骆英和丘树宏等也以各种缘由和名义去过,也写了一些作品。但都不成规模。

本书原先的副标题是秘鲁第34界世界诗人大会中国诗歌代表团作品选。事实上,这不是我第一次率中国诗歌代表团访问拉美。6年前,即2008年,我曾率中国诗歌代表团访问墨西哥并参加第28届世界诗人大会,一行包括诗人王明韵、野宾、蔡克霖和诗评家杨四平等。那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中国诗歌代表团访问拉美。回国后,我写了一大组,野宾写了一小组。但也根本到不了成书的规模。

这种寂寥的情况直到2014年我们偌大的中国诗歌代表团首度出访南美并参加世界诗人大会,才有了戏剧性的改观。代表团总共有12名诗人,绝对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的。不知多少年之后,才会有另一个如此大规模的诗歌代表团访问拉美?

正是因为本团将广兵多,而且个个使出了浑身解数,才有本书出版的可能。又不知多少年之后,才会有另一本中国人写拉美的诗集出版?

有些人一直对我们世界诗人大会有偏见,说我们只是以诗歌的名义去游山玩水。这部诗集的出版,可以纠正这种偏见了。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本书所有的作者向漓江出版社尤其是其北京出版中心表达谢意和敬意。她跟她所在的城市桂林一样,是全中国最有诗意的出版社之一。我也要感谢为本书出版付出过辛勤劳动的以小丘为代表的青桐出版公司的设计团队。

当然,最要感谢本书的所有作者,感谢诗歌!

2015120日凌晨

于京郊颖慧寺

 

主编简介:

北塔,原名徐伟锋,诗人、学者、翻译家,生于苏州吴江,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系世界诗人大会副秘书长、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秘书长,曾受邀赴美国、荷兰、蒙古等20余国参加各类文学、学术活动,曾率中国诗歌代表团前往墨西哥、匈牙利、以色列等10余国访问交流并参加诗会。已出版诗集《滚石有苔》、学术专著《一个诗人的考辩——中国现当代文学论集》和译著《八堂课》等各类著译约30种,有作品曾被译成英文、德文等10余种外文。曾在国内外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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