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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作坊的爱情故事(一)

来源:0 作者:银雅 日期:2009/5/5 0:20:17 人气:3387 录入:银雅
 摘要 
 
       张银雅,是我太公给我取了这么一个洋气的名字,因为有点象女孩子的名字,因此还闹过一些笑话。记得我刚上幼儿园时就挨了老师的批评,原因我不该跑到男厕所里去撒尿,为了证实我是标准的纯爷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脱下裤子拿出哪撒尿的家伙,当时幼儿园的女老师还只有一个十八九岁,被我粗鲁的举动吓得跑出了教室。
    别看我现在傻里傻气,其实我小时候可聪明了,同乡人都说我家出了一个神童,而且我那脸蛋儿还特漂亮,人见人爱,家里最引以为豪的还是我太公,太公就是曾祖父,我们那里都用这个称呼。
    太公是个老木匠了,在他们那个年代,木匠不是单纯的敲制家具的手艺人,他们还会做木雕活,太公也很会傍名人,自称是齐白石的同门师弟,因为无从考证,家乡人也没有人反驳过他,好象这事就是真的了。不过太公的木雕作品确实了得,他老人家做出来的木雕活那真叫鬼斧神工,我们家乡现在还保留着他的一些作品,他老人家已去世二十多年了,那些木雕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鬼斧神工了。
        听大人们说,我小时候的聪明才智都是我太公一手调教出来的,因为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推理的可信度。那是在我七岁的时候,太公以八十多岁的高龄驾鹤西去,就在他逝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因一点伤风感冒而发展为急性脑膜炎,一时高烧不止,还伴有抽搐,抽起来还吐白沫,家里人都怕我随太公而去,七拼八揍地搞了几百块钱把我送进了医院。
        感谢上苍,让我这条小命算得以保全,但脑膜炎的后遗症却再也无法根治。经过这次重病,本来我也没有太大变化,只是以前神童的标竿太高,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以前那双眼睛眨巴眨巴的,一专注那就叫思考,现在眼睛不怎么眨巴了,那一专注就叫发呆;以前那嘴巴可是灵牙利齿的,总能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现有一讲话就三字一哆嗦,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医生说这是口吃,家乡人都说是结巴。不过还幸好我那漂亮的脸蛋在最初还是保留原状的,只是脸上那肌肉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丰富地调动起来,没得病以前,那笑容真可以用灿烂来形容,灿烂得让你情不自禁地想去亲一口,现在要是不笑还过得去,一笑起来,即使我再怎么去努力去调动,脸上的肌肉还是往一处堆挤,而且还堆得那么生硬,让你看了恨不得想帮我割掉一块肉。
      因为这些原因,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说话,也很少有笑容了,一惯保持沉默,这样可以少让我现出原形。“沉默是金”这句话是谁说的来着?是一个叫托马斯-卡莱尔的苏格兰人说的吧,这句话好象是专门为我打造的,难道一百年多前他就能掐算出我会有这么一次灾难?
    就是这可恶的脑膜炎后遗症让我从一个神童变成了一个弱智,也让我当时的学习成绩作了一次翻天覆地的改变,以前考试成绩大多是一百份,后来大多数的时候都去掉了前面的啊拉伯数字10。不过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太公一手为我调教出的绘画基础却没有因病消退,反而日渐长进,因此,绘画便成了我一生的精神寄托。
    说到精神寄托,那是抬举我了。自从我得病以后,我的精神就一直在懵懂与恍惚之间游弋,还能谈什么寄托。
    我家在当地是响当当的木工世家,我太公有两个儿子,我祖父和我满叔公,祖父继承了太公的衣钵,并将手艺传到了我父亲这一代。
    满叔公却生性是个懒人,做不了这力气活,吹拉弹唱倒是样样精通,也一生没正式娶过老婆,女人却睡过不少,一个人的日子也过得逍遥自在。
    满叔公名叫张碧泉,大伙儿都叫他碧满爷,“满”这个字在我们那里是指排行最末的,从前有钱人家的儿子分别叫大少爷,二少爷……最后一个就叫满少爷。碧满爷的名字与我家的木匠活都当地的名牌,“铁打的满爷流水的婆娘,张爹爹的木鸟能飞上房”。这两句话都是说的咱张家的事,已成为了家乡的俗语。
    我祖父生了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太公在世时我那几个姑姑都出嫁了,只有我四叔还没有结婚。那时候,父亲带着四叔在家里开了一个木作坊,还带了一大帮徒弟,那时的小青年只要有一手过硬的木匠活,就是姑娘眼时的香馍馍,可抢手了。
    我父亲有几个徒弟就这样被姑娘们抢走了,但四叔看了一点也不着急,二十四五的人了,一幅稳坐钓鱼台的样子。倒是我,一个六七岁的毛孩子,就有一段毛毛虫一般的爱情故事,不过那还不能叫早恋。
    为什么叫毛毛虫一般的爱情故事呢?因为我们那时还小,不知道长大以后谁会脱变成蝴蝶,谁会脱变成飞蛾。当然,毛毛虫的爱情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蝴蝶和飞蛾是不可能揍合在一起的。
    我的那个后来脱变成蝴蝶的毛毛虫叫秦梅,我们叫她梅子,是城里人,因为她父母离异后又各自成立了新家,她就被无情地抛弃在我们这个旮旮里——她外婆的家中。
    小时候,我们一起玩过家家,梅子每回扮新娘都指定要我扮新郎,要是换了别的男孩子她就不跟我们玩了。扮新娘是要盖红头盖的,再由我背着她去跳绳,只要能跳唱一首儿歌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就正式成为“夫妻”了,同玩的伙伴一起唱着儿歌,那就是我们结婚典礼。
    门前树,绿又黄,
    妹妹做我(的)小新娘,
    大红(的)花轿我来接,
    披头(的)红盖来拜堂
    窗外蝴蝶双双飞,
    夜半三更来闹洞房,
    你看新娘啥模样,
    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
    溜溜的鼻涕半寸长。
    每当伙伴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梅子总是很幸福地匐在我的背上,仿佛她已真的成了我的新娘,唱完这首歌,伙伴开始忙着办“宴席”,有的去“买菜”,有的“煮饭”,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忙得不亦乐乎,好象这是我们共同的喜事。
    自从我得了那场大病之后,梅子就再也不玩扮新娘的游戏了,伙伴邀她玩时,她总是说:我和银雅已经结婚了,我们玩点别的游戏吧。
    同样还是玩过家家,我也不再做新郎,梅子也不做新娘,我们做“夫妻”了,我是“丈夫”,她是“妻子”,由她来照顾我这个病人。其它的伙伴看不惯我这幅傻像,都喝着倒采走开了,但梅子对我还是不离不弃,对我说:“银雅,我们还是来玩做夫妻吧。”
    在梅子看来,我的病要由她承担一半的痛,这仿佛是她的责任,做“妻子”的责任。在学校里,我们本是同一班级,后来我留级了,梅子也闹着要留级,不过最终还是没有留成,让一个名列前茅的学生留级,学校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没有我在同一间教室的梅子,成绩就急剧下降,梅子的外婆急了,警告她成绩再不上来就要把她送回城里去,她外婆并不知道这是一条有效杀手锏,梅子的学习成绩又奇迹般的上来了。
    大人们也没什么心眼,看不出其中端倪,只是认为梅子的心眼好,每天总是同我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即使我留校很晚,我们也是两个双双来去。梅子的外婆婆就住在我家隔壁,和我们家关系很要好,我们双方的家长都觉得孩子们上学有个伴是件好事,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我们小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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